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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考古学
  中国作为世界上文明发达较早的国家之一 ，很早就有学者注意进行古代遗迹的考察和古代遗物的研究。具有一定学术系统的金石学，产生于1000年前的北宋，到清代更为发达，形成中国考古学的前身。以田野调查发掘为基础的近代考古学，在中国兴起较迟。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和30年代，一些帝国主义国家派遣的探险家、考察队，潜入中国边疆地区活动。20世纪20年代后期，中国学术机关开始进行周口店、殷墟等遗址的发掘，标志着中国考古学的诞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调查发掘遍及全国各个地区，逐步建立起中国考古学的体系。
  近代考古学的传入
  19世纪末，欧洲的考古学已经日渐兴盛。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讲到19世纪中叶以来欧洲考古学家将史前时期划分为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三期，并将中国古史传说与此比附。1898年安阳小屯村再次发现有字甲骨文，1900年敦煌石窟发现储存大量古代写本文书和其他文物的藏经洞，这是近代学术史上的两项惊人发现，为中国考古学诞生的前兆。第一次由中国学者主持的田野考古工作，是1926年从美国学习人类学归来的李济，在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进行的发掘。1927年，西北科学考察团成立，北京大学教授徐炳昶（旭生）被推选为中方团长，黄文弼代表北京大学考古学会参加该团去新疆进行考古工作。
  中国考古学的诞生和初步发展
  1928年10月董作宾前往安阳小屯进行调查试掘，准备大规模地展开工作。这是中国考古学诞生的重要标志。1929年，李济作为当时中国唯一具有近代考古学知识和发掘经验的学者，被聘任为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同年，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及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考古组分别成立。从此，中国有了自己的从事考古研究的学术机构。
  新生代研究室的周口店发掘
  1929年在裴文中的主持下，发现第一个北京人的头盖骨化石。随后，发现大批石制品和人类用火痕迹，使北京人的文化遗存得到确认。1933年由裴文中和贾兰坡发掘山顶洞人及其文化。
  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殷墟等项发掘
  1928～1937年间进行了15次发掘，累计发掘面积达46000多平方米。开始发掘小屯遗址的时候，发掘水平不高，主要目标是有字甲骨，还缺乏分辨复杂遗迹的能力。1930年，在国外专攻考古学专业的梁思永学成归来，不久参与山东历城县城子崖遗址的发掘，辨识了仰韶文化以外的又一种新石器时代遗存，后被命名为龙山文化。梁思永后又进行安阳后冈遗址的发掘，从地层上解决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商代文化的相对年代问题。他还参加小屯遗址的发掘，在发掘方法上有明显的改进。从此，殷墟发掘走上科学的轨道，取得了较大的收获。在小屯村一带，先后发现50多座夯土建筑基址，获得22000多片有字甲骨和其他珍贵文物；又在侯家庄商王陵区发掘10座规模特大的商代大墓以及上千座“人牲”祭祀坑，从而为中国考古学和中国上古史的研究积累了极为宝贵的科学资料。与此同时，又发掘浚县辛村西周卫国墓地、汲县山彪镇和辉县琉璃阁的战国时期魏国墓葬，以及日照两城镇、永城造律台等地的龙山文化遗址。
  北平研究院和其他单位的考古工作
  除对燕下都遗址进行过调查发掘外 ，主要是1933～1935年在陕西渭河流域的活动。其中徐炳昶领导进行的宝鸡斗鸡台附近的发掘，曾发现仰韶文化遗址、周秦时期和汉代的墓葬。后由苏秉琦将沟东区的周秦墓葬进行整理和分期研究，并且提出探索周文化渊源的线索问题。该会又对河北邯郸附近的响堂山石窟作过比较详细的勘查。另外，西湖博物馆于1933～1936年在浙江的一些地方进行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调查，发现并发掘了良渚遗址。林惠祥等学者在东南沿海各省、台湾省和香港地区，华西大学的美国学者在四川广汉和西康道孚附近，都先后进行了考古调查，还有人进行了六朝陵墓和古代窑址的考察。
  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活动
  1928年以前开始在新疆及邻近地区活动，持续进行到1933年。中国学者所作田野考古工作，主要有黄文弼在吐鲁番附近调查发掘高昌古城、交河古城遗址及 氏高昌墓地 ，在塔里木盆地周围调查汉唐时代的城堡、寺庙、沟渠和屯戍遗址，在罗布淖尔附近调查发掘史前遗址和汉代烽燧遗址；袁复礼在吉木萨尔附近，勘察并实测唐北庭都汉代烽燧遗址，且获汉代简牍1万余支；贝格曼又在内蒙古和新疆发现一批以细石器为主要特征的新石器时代遗存。
  日本学者在东北和华北地区的活动
  九一八事变前，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在旅大地区发掘了牧羊城遗址及南山里、营城子汉墓等。九一八事变后，该会的活动扩大到东北其他地方，发掘了赤峰红山后遗址、渤海上京龙泉府遗址及元上都遗址；同时，还发掘顾乡屯地点、集安高句丽壁画墓，并调查辽代帝陵。此后，原田淑人等又以该会和“东亚文化协会”的名义，发掘邯郸赵王城和曲阜鲁灵光殿遗址。还有水野清一等于1937～1944年间8次前往山西大同，对云冈石窟进行详细的调查和实测，并在附近作过一些发掘。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工作
  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合作，于1939～1940年在云南大理附近发掘史前和南诏时期的几处遗址；后又分别与中国营造学社、四川省立博物馆、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等单位合作，先后发掘四川彭山的汉代崖墓和成都的前蜀王建墓，并两次在河西走廊等地进行考古调查。1944年，夏鼐在甘肃宁定县阳洼湾发掘齐家文化的墓葬，第一次发现齐家文化晚于仰韶文化的地层证据，纠正了安特生1925年在甘肃远古文化分期问题上的错误论断。在此以前，尹达曾于1937年根据器物形制的分析对安特生概括的仰韶文化内容和齐家文化年代问题提出过质疑。解放战争时期，田野考古工作陷于停顿状态。在东北和华北解放区，民主政府十分重视文物保护工作，对吉林西团山石棺和邯郸附近的汉墓作过清理发掘，又曾收集景县封氏墓群出土的文物 。在国民党统治地区 ，仅裴文中于1947～1948年前往甘肃、青海进行过史前遗址的调查。从1928～1948年，经过20年的发展 ，中国考古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已经初具规模。尽管田野考古工作主要限于周口店、殷墟以及黄河流域和长江下游的史前遗址，未能形成比较完整的体系，但终于摸索出了一套适合中国特点的田野工作方法，积累了一批通过正规发掘获得的科学资料，并出版了《西阴村史前遗存》（李济）、《周口店洞穴层采掘记》（裴文中） 、《城子崖》（梁思永等） 、《良渚》（施更昕）、《斗鸡台沟东区墓葬》（苏秉琦）、《罗布淖尔考古记》（黄文弼）等著作，以及《安阳发掘报告》和《中国考古学报》等刊物 。尹达在延安期间 ，撰写了《中国原始社会》一书。这段时间，有些学者对甲骨、金文、简牍、墓志等铭刻资料进行了研究，取得了新的成就，其中，郭沫若旅居日本时所著《卜辞通纂》、《殷契粹编》、《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等书，为甲骨、金文的研究作出卓越贡献。董作宾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对甲骨学研究也有较大推进。
  中国考古学的进一步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中国考古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人民政府颁布了关于保护古代文物的法令，恢复周口店、殷墟两项中断十多年的考古发掘。随后，在中央文化部设立文物局，主管全国的文物保护工作，在中国科学院设立考古研究所，专门从事考古研究工作。各大行政区和各省、市、自治区，也相继成立文物管理委员会，负责当地的文物保护工作，承担配合基本建设的清理发掘任务。北京大学创办了考古专业，培养考古专门人才。在考古发掘和研究的实践中，各地的考古队伍日益健全起来 。1979年4月成立了中国考古学会，这是中国考古事业走向繁荣的重要标志。以后又相继成立了安徽、湖北、青海、吉林、黑龙江、江苏、河南、辽宁、湖南、山东、陕西、内蒙古、河北、山西14个省区的地方考古学会（或文物、博物馆学会），以及古文字、古陶瓷、古外销瓷、铜鼓、楚文化等与考古学关系密切的研究会。
  田野考古工作的扩大和发掘水平的提高
  50和60年代前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黄河、长江流域的部分省级文物单位，对史前时期的半坡遗址、北首岭遗址、庙底沟遗址、大汶口墓地、屈家岭遗址、北阴阳营遗址，商周时期的二里头遗址、郑州商代遗址、丰镐遗址、洛阳东周城、侯马晋城，以及汉唐两京城址、元大都遗址和其他重要遗址，分别进行规模较大的发掘。但大面积揭露的遗址尚不甚多，各地田野工作的发展不平衡。近年来，几乎每个省都曾选择保存较好的史前遗址进行重点发掘。黄河流域所作重点发掘仍然较多，近年揭露面积一两千平方米以上的遗址不下10余处，其中姜寨遗址和大地湾遗址已发掘一两万平方米，分别发现一二百座房基。王因遗址和陶寺遗址则发掘了八九百座墓葬，柳湾墓地多达1500座 。长江流域和华南地区 ，也有多处遗址发掘，面积在数百平方米以上，关庙山遗址、河姆渡遗址、草鞋山遗址和石峡遗址曾发掘一两千平方米。工作量最薄弱的西南边疆和北方沙漠草原地带，也都发掘过史前遗址，例如西藏昌都的卡若遗址就揭露了数十座房基。各地在此期间大面积发掘和勘察的重要遗址还有：登封王城岗城堡、淮阳平粮台城堡、二里头宫殿遗址、偃师尸乡沟商城、黄陂盘龙城遗址、周原遗址、纪南城遗址、曲阜鲁城遗址、凤翔秦国宗庙遗址、居延烽燧遗址，以及汉唐两京的某些遗址。还发掘许多结构复杂、埋葬丰富的大型墓葬，例如随州曾侯乙墓、平山中山王墓、广州南越王墓、马王堆汉墓、满城汉墓，以及范围很大的秦兵马俑坑等。数量之多，分布之广，工作规模之大，都是过去所无法比拟的。在此过程中，中国的田野考古更加完善，已达到较高的科学水平。50年代初期，在辉县琉璃阁的发掘工作中，第一次成功地剔剥出一座完整的车马坑，曾被西方考古学家誉为考古发掘方法的新进步。多年来，中国的细致考古发掘，一直得到国际考古学界的广泛好评。考古工作者进行原始聚落遗址和氏族公共墓地的发掘，力求比较全面地揭露布局情况，复原当时社会生活的全貌。进行古代城址的勘察，着重了解它们的整体规划，先确定城垣范围和城门位置，再以城门为基点探寻主干大道和重要建筑遗迹。至于古今重合的城市，则充分利用文献资料提供的线索，根据地面现存的古代建筑和可以肯定的旧街道等遗迹，结合以重点钻探、发掘，也能较好地复原古城的平面布局。在清理许多大型墓葬的过程中，妥善地处理了糟朽不堪的漆木器、丝织品、帛书、帛画，使之较好地保存下来；对于散乱的玉衣、铠甲、简牍，在清理过程中，特别注意各个零件的位置和相互关系，仔细观察和做好记录，以复原它们的整体。考古发掘还扩大到古代的矿场、铸铜和冶炼作坊、烧制砖瓦和陶瓷器的窑址，以及造船工场、沉船、桥梁等。这些情况说明，中国的田野考古已经真正成为科学化的学术研究工作。
  现代自然科学方法的广泛采用
  国际上从50年代初期开始应用放射性碳素断代的方法，被视为史前考古学中一场划时代的革命。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78年后划归中国社会科学院）于1965年底建成中国第一个放射性碳素断代实验室，1972年开始公布年代数据。后来，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等单位，也相继建立这种实验室。各实验室已公布考古年代数据1000多个，其中绝大多数属于史前时期。放射性碳素断代已成为中国史前考古学的必要手段。这为建立各种文化类型的年代序列，提供了更加可靠的科学根据。在探寻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遗存，进行夏文化的探索和先商、先周文化的研究方面，放射性碳素断代也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其他几种断代方法，例如热释光断代、古地磁断代、钾-氩法断代、骨化石含氟量断代、铀系法断代等，也都已陆续采用。为了鉴别各种遗物的原料、成分、产地和制造工艺，除继续进行通常的化学分析及光谱分析、金相分析外，一些更为先进的测定方法，例如X射线荧光分析、中子活化分析、电子探针显微分析、X射线衍射分析、穆斯堡尔谱分析、同位素质谱分析等，也已在中国考古学中应用。尤其是对于金属品、陶瓷器、玻璃器和纺织品，进行了较多的分析研究，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中国新石器时代居民的体质特征和种系属性的研究，基本上是近40多年开展起来的。对许多氏族公共墓地的人骨资料，都曾进行体质人类学的鉴定研究，目前已经积累了不少资料，开始对中国新石器时代居民的种系分布问题提出一定的看法。通过对孢子花粉的分析考察古代的自然环境，鉴定作物标本的品种、动物骨骼的种属，探讨中国农业和家畜的起源，也有相当的进展。
  中国考古学体系的逐步建立
  旧石器时代的考古研究，全国除福建、新疆两地尚待探寻外，包括西藏、台湾在内的各个省、区都已找到旧石器时代遗存，并且发现了年代早于北京人的元谋人和蓝田人，提早了中国考古学的年代上限。特别是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从喜马拉雅山下至黑龙江畔，到处都有发现。各地发现的200多处人类化石和旧石器地点，代表了人类进化和旧石器文化发展和各个阶段。比较完整的华北地区旧石器文化的年代序列，利用各种手段复原古人类的生活环境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使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传统的探索有了一定成果。新石器时代的研究，全国已发现遗址7000多处 ，作过发掘的有400多处。其中一项重要的成果，是早期文化遗存的发现 。1977～1978年，发现了早于仰韶文化的磁山遗址、裴李岗遗址和大地湾遗址。此后又在黄河流域发现了几十处类似的遗存，它们分属不同的文化系统，彼此又有一定的联系，年代都距今七八千年，并且与仰韶文化有因袭发展关系。这就找到了仰韶文化的先驱，使中国考古学上最大的一段年代缺环日益衔接起来，对探讨中国农业、畜牧业和制陶工艺的起源有重要帮助。在长江流域和其他地区也曾发现年代较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其中河姆渡文化的干栏式建筑遗构和稻作遗存尤为引人注目，表明这些地方和黄河流域一样，从很早的古代就有中华民族的祖先进行开发。东南沿海地区和西南地区、东北至新疆的广大边远地区，虽然未能完全弄清当地原始文化的序列和相互关系，但已开始发掘代表性遗址，提出几种文化的命名问题，研究工作开始深入。各地的原始文化，既有不同的文化传统，又有密切的相互关系，共同组成丰富多彩的中华远古文化。
  青铜铸造业的出现和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取得了十分明显的进展，现有早期铜器标本的科学鉴定表明，中国至迟在4000年前的齐家文化晚期已经进入青铜时代，比过去只知道殷墟铜器提早了好几百年。为探讨中国进入文明时代的历史进程，已把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和灿烂的殷墟文化之间的缺环连接起来。从1959年起，在同传说中夏人活动关系密切的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围绕夏文化问题开展了较多的调查发掘，又对二里头文化和龙山文化进行了分期和划分类型的工作。目前虽未取得一致意见，但研究工作已进一步深入。1983年在偃师尸乡沟一带发现的商代早期城址，面积达200万平方米，城内又有规模较大的宫殿基址，很可能是汤都西亳。这座城址的发现与研究，对夏文化问题的解决，将是一个很大的促进。殷商时代的考古研究，过去主要限于商代后期和殷墟一地。现已上溯到商代早期，先后发现两座当时的都城遗址——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并在二里头遗址发掘出两座规模较大的宫殿基址。同时，扩大了对商人活动范围的认识，北起长城内外，南至长江中游，都曾发现商殷时期的遗迹或遗物。其中较重要的有：黄陂盘龙城遗址、清江吴城遗址、藁城台西遗址、铜山丘湾社祀遗址、益都苏埠屯商墓，以及辽宁喀左、山西石楼、陕西城固、湖南宁乡等地接连出土的铜器。对郑州商代遗址和安阳殷墟都已进行详细的文化分期，又分别发掘宫殿基址、铸铜等手工业作坊、贵族和平民墓地。小屯附近还出土4000多片刻辞甲骨。对整个商殷时期的文化发展及铜器、甲骨、玉器等方面，都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居住在台湾省的考古学者整理过去殷墟发掘的资料，系统研究所出青铜器等重要遗物，也有很大的成绩。
  西周时期的田野考古工作，基本上是最近40多年发展起来的。50年代通过丰镐地区的发掘，初步建立起西周考古的断代标尺。70年代以来，在周原遗址先后发掘了西周早期和中期的两处大型建筑基址，并且出土一批周初的甲骨文，又曾多次发现铜器窖藏。其他地方的重要发掘则有：洛阳东郊的西周王室铸铜遗址，北京琉璃河的燕国早期贵族墓地。各地成批出土的西周铜器，不少具有王世明确的长篇铭文，为西周铜器的断代研究提供了新的依据。春秋战国时期的一系列考古发现，是中国历史上这个社会经济大变革时期的实证材料，现已从考古学上明确，中国至迟在公元前6世纪的春秋晚期已掌握了冶铁技术，并且是生铁铸件和块炼铁锻件同时出现。战国时期钢铁生产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出现以块炼铁为原料的渗碳钢制品。集中代表当时经济文化发展状况的列国都城，几乎都曾作过勘察工作，对其布局情况已有不同程度的了解。各地发掘的几千座东周墓葬，是研究当时不同地区社会经济和礼制变化情况的宝贵资料，其中，春秋中期的淅川下寺楚墓和战国初期的曾侯乙墓所出失蜡法青铜铸件，曾侯乙墓保存完好的整架编钟、编磬和其他乐器，江陵楚墓出土的战国晚期锦绣衣物，突出地反映出这个时期经济文化发展的实际情况。铜器铭文和竹简、盟书的大量文字资料，既对文献记载有重要的补充，又使中国古文字学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得到加强。
  过去不被重视的秦汉及其以后时期的考古研究，40多年来有了很大的发展，年代下限延伸到明代。历代都城遗址的勘察发掘已经全面展开。50年代至60年代初期进行工作的项目有：汉长安城遗址、汉魏洛阳城遗址、隋大兴唐长安城遗址、隋唐洛阳城遗址、辽中京遗址、金中都遗址、元大都遗址。这些城址的布局都已基本勘察清楚，并且分别对当时的宫殿和其他重要建筑遗迹作过大规模发掘。以后，陆续又对邺城遗址、南宋临安城、三国时代孙吴的武昌城、六朝的建康城、北魏的平城及北宋汴梁城等遗址作过考察。考古资料足以说明中国都城建制的演变轮廓，其中包括平面布局、宫城位置、主干大道和里坊制度等，发展变化的规律非常明显。此外，对历代的地方城市也曾进行一定的考察。秦汉及其以后时期的陵墓制度，是历史考古学的重要研究课题。历代帝陵方面的田野考古工作主要有：秦始皇陵的勘察和陪葬墓、兵马俑坑等的发掘，西汉诸陵的调查和杜陵门址、寝殿的发掘，六朝陵墓的调查和若干帝陵的发掘，北魏方山永固陵的发掘，唐代和北宋诸陵的调查，以及南唐二陵、西夏王陵和明定陵的发掘。通过这些工作，大体明确了陵园平面布局的变化情况。各地发掘的不同历史时期的墓葬数以万计，积累资料较多的地区都已分别进行了各代墓葬的编年研究，其中既有广州南越王墓、马王堆汉墓、满城汉墓、大葆台汉墓及唐代昭陵、乾陵的陪葬墓那样的高级贵族大墓，又有各级官吏、地主以至贫苦平民的墓葬。详细考察各个历史时期不同社会阶层葬制的发展变化，有助于增强人们对不同时期社会生活的具体了解。各地墓葬所出数千方墓志，又对文献记载中的史实有许多补正。
  手工业和科学技术方面的考古研究，是在有关科技部门的密切配合下进行的。所做工作主要有：发掘汉代及其以后时期的冶铁遗址，并对出土的铁器作系统的工艺考察，揭示中国古代冶金技术的巨大成就；对历代瓷窑遗址进行广泛调查和重点发掘，结合工艺考察资料，研究中国瓷器的起源和发展历史，探讨不同窑系的烧制技术和产品特点，并结合各地墓葬出土的瓷器，进行瓷器器形和纹饰演变的分期断代研究。积累资料较多、取得较好成绩的还有丝织品、度量衡器、漆器、玻璃器等项研究。
  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的调查发掘，也取得重要收获，例如，东北地区的东胡等族遗存，高句丽、渤海的城址和墓葬；北方地区的匈奴、鲜卑等族遗存；新疆的汉代西域诸国和高昌、突厥等族遗存；云、贵、川地区的西南夷系统青铜文化及南诏、大理遗迹；西藏的吐蕃和古格王国遗迹等。另外，又对额济纳河流域和敦煌附近的汉代烽燧遗址、内蒙古等地区的秦汉长城遗址、新疆吉木萨尔的唐北庭都护府城址、东北北部的金代界壕遗址重新进行一定规模的勘察或发掘。这一系列工作，为研究各地古代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阐明广大边疆和内地悠久的历史关系，提供了确切的实物证据。
  中外关系方面的考古研究也备受重视。对同“丝绸之路”有关的考古发现，主要是波斯萨珊朝银币、金银器、织锦和东罗马金币、玻璃器等文物。海上航路的考古研究也有相当程度的开展。
  新出土的各种古文字资料，无论是过去已有相当积累的殷墟甲骨、商周金文、战国秦汉简牍、历代石刻和玺印，还是前所未见的周原甲骨、侯马盟书、马王堆帛书，其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都远远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代的发现。这方面研究的主要特点是，同考古学紧密地结合，在全面整理各方面资料的基础上，开展更深入的研究。
  考古书刊的编辑出版
  历年出版的重要考古报告，内容多属最新发掘资料。重要者史前时期有《山西襄汾县丁村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河》、《西安半坡》、《庙底沟与三里桥》、《京山屈家岭》、《大汶口》、《元君庙仰韶墓地》、《宝鸡北首岭》、《青海柳湾》等；商周时期有《辉县发掘报告》、《长沙发掘报告》、《郑州二里冈》、《洛阳中州路（西工段）》、《上村岭虢国墓地》、《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殷虚妇好墓》、《曲阜鲁国故城》、《江陵雨台山楚墓》等；秦汉时期有《云梦睡虎地秦墓》、《洛阳烧沟汉墓》、《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满城汉墓发掘报告》、《广州汉墓》、《沂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三门峡漕运遗迹》、《巩县铁生沟》等；唐宋时期有《唐长安大明宫》、《西安郊区隋唐墓》、《南唐二陵发掘报告》、《白沙宋墓》、《陕西铜川耀州窑》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的发掘材料，整理出版的有《浚县辛村》、《山彪镇与琉璃阁》、《吐鲁番考古记》、《塔里木盆地考古记》、《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唐长安城郊隋唐墓》等。过去发掘的安阳小屯殷墟建筑遗存、侯家庄西北冈商代陵墓，以及殷墟所出陶器和青铜器，则在台湾省陆续出版报告。
  新近出土和旧日传世的各种考古资料的重要集录，多属古代铭刻方面。甲骨文、青铜器和其他古文字方面有《小屯南地甲骨》、《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河南出土商周青铜器》、《商周青铜器纹饰》 、《侯马盟书》、《古玺汇编》等；简牍和写本文书有《睡虎地秦墓竹简》、《银雀山汉墓竹简》、《武威汉简》、《居延汉简甲乙编》、《马王堆汉墓帛书》、《吐鲁番出土文书》等；历代碑刻有《汉石经集存》、《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千唐志斋藏志》等。又有汉唐壁画、画像石、唐三彩、铜镜、瓷器、度量衡器和石窟寺等方面的资料集录。集成性大型资料汇编的编辑出版方面，《甲骨文合集》13册、《殷周金文集成》和《中国石窟》也已陆续出书。
  考古学家个人的重要论著、论文集有《梁思永考古论文集》、尹达《中国新石器时代》、夏鼐《考古学论文集》及《考古学和科技史》、《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贾兰坡旧石器时代考古论文选》 、安志敏《 中国新石器时代论集》、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马衡《凡将斋金石丛稿》、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等；专著有北京大学考古教研室《商周考古》、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王仲殊《汉代考古学概说》、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及《汉简缀述》、郭宝钧《商周铜器群综合研究》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集体编著的《新中国的考古收获》和《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二书，以及文物编辑委员会汇编的《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中国考古学研究进行了简要的全面总结。
  考古学刊物《考古学报》、《考古》和《文物》合计已出刊600期以上，70年代以来又先后创办了《 文物资料丛刊》、《考古学集刊》、《中原文物》、《考古与文物》、《江汉考古》 、《史前研究》等刊物 ，并出版了《中国考古学年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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